短期股票配资最简单三个技巧初次踏入京城的喜悦与激动

七千人大会

作者：美英

父亲多次叮嘱我：“切莫提笔，此事不宜记载。”然而，我终究还是将之记录了下来。

中共历史上，七千人大会堪称独树一帜，它不仅涵盖了中央及中央局，更是首次将范围扩展至各省、市、自治区的党委、地委、县委，以及重要厂矿党委和军队的负责党委，成为中共成立以来规模最为宏大的工作会议。参会人数逾七千，因此被民间约定俗成地称作“七千人大会”。

自1962年1月11日起，会议持续至2月7日圆满落幕，整个会期将近一个月。

此次会议规模宏大，持续时间之久，在中共历史中实属前所未有。我的父亲作为河南省某地区的核心领导人，亦参与了此次盛会，这也使我得以在他81岁高龄之际，有幸聆听他亲自讲述那段参与会议的难忘经历。

大会背景与起因

此次大会的召开，官方的正式表述主要包括以下几点：首先，是对大跃进及人民公社时期所犯错误的纠偏；其次，是致力于经济建设的稳步推进，以抵御国际压力；再者，便是广泛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活动。然而，据我父亲所述，其对此的看法仅集中于一点，即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错误行为的改正。

他的言辞间透露着那个时代的气息：“那时的风气正是推行人民公社化，各乡镇纷纷成立了人民公社，村村都兴办了公共食堂，人们的生活习惯随之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那会儿，我刚从全国水土保持会议上归来，在返程途中便接到了成立人民公社的消息。”

返程后，我目睹了局势的剧变。人事部门与县委实现了合并，两委会合并办公。县直机关设立了一座庞大的食堂，机关工作人员统一在此用餐。原本计划实施的水利和水土保持措施已无用武之地，传达的相关指令也无人排队接收。生产计划彻底被打乱。农民们将土地、生产工具乃至锅具都上交了。大家开始共食大锅饭，憧憬着共产主义的到来。土地归公，一切皆为公有，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随之锐减，粮食烂在田间，无人问津。紧接着，连续的自然灾害接踵而至，让人防不胜防。灾害过后，全国范围内爆发了严重的饥荒，各地均有饿殍横陈。信阳某村，村民死的死，逃的逃，整个村庄空荡无人。

1961年，上述状况渐见转机，鉴于此，中央高层作出决策，决定召开此次会议，以纠正过往的错误。

征粮，亦即推动全国范围内的粮食征购工作。

历经大饥荒的洗礼，我国粮食储备日益告急，城市粮食供应面临严峻挑战。尤其是京、津、沪三大城市，粮食供应陷入全面危机，民众饱腹问题日益突出。部分城市已出现因粮食短缺引发的骚乱和请愿活动。中央政府忧虑，若城市动荡，其影响将远超农村。然而，与此同时，中央在各地征粮工作遭遇了空前的困境，粮食收成不佳，已无多余粮食可供上交。

在我父亲的年代，面对1959年全县粮食产量锐减，高达六千三百多万斤，而上级下达的征粮指标却是2400万斤。众多干部因畏难情绪，只能采取拖延策略，每次会议都受到上级的批评。最终，当时的洛阳地委书记纪登奎直接向我的父亲提问：“若在完成2400万斤征粮任务上有困难，您认为应征收多少？”

我爸随口而出：“八百万。”

骤然削减了三分之二，众人皆惊恐不已。幸而纪登奎默许了这一说法。

“我在基层服务多年，这一点应是毋庸置疑。纪书记虽未发声，但他的内心想必也已有定见。”我父亲这样说道。“若非我采取行动，恐怕就会重蹈信阳事件的覆辙，引发一场灾难。”在那次事件中，我父亲不仅巧妙地削减了大半的征粮指标，更是成功争取到了粮食统一销售的政策，时至今日，当地居民仍对那次他实施的‘放粮开关’津津乐道。

将全国各级官员召集至北京，集中研讨，安抚情绪，以言辞劝导，催促粮食尽快上缴。在我看来，此举与古代朝廷征收粮赋的做法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当然，随着大会的逐步推进，其核心议题逐渐偏离了最初的设想。主要议题转变为总结经验，同时征购任务也相应减少。这一点在起初，决策者们或许未曾预料，亦是形势所迫，人力所限，难以避免。

初次进京

1961年岁末，父亲接到一纸通知，要求他于1962年1月6日抵达郑州，进行集中报到。紧接着，他需在8日之前前往北京，参加一场至关重要的工作会议。然而，关于会议的具体内容和讨论的议题，父亲一无所知。于是，他匆忙启程，抵达郑州后，发现河南省委在火车站附近的一所小旅馆内设立了接待点。所有与会人员抵达后，便在此办理了报到手续，随即转乘另一列火车继续旅程。

在火车车厢内，座位已被提前分配，一路上旅客们热议不止。对于会议的具体内容，众说纷纭，意见不一。然而，对我父亲那一代历经战火洗礼的地方干部而言，大多数人是首次踏上北京的土地。因此，这次旅程，他们内心涌动的更多是初入京城的激动与喜悦。

汽车驶上长安大街的那一刻，父亲和他的同伴们仿佛刘姥姥初次踏入大观园，眼中流露出无比的惊奇。即便是公共汽车上挂着的煤气包，也让他们感到新奇无比，“我知道那是用来替代汽油的，却不知其中究竟装载着何物。”那时的长安大街虽未至五彩斑斓，却已足以让我的父亲感到耳目一新。于是，刚抵达北京，他便不禁感慨：“哎呀，真是大开眼界啊！”

河南省的与会代表均下榻于西颐宾馆，我父亲便居于北馆之中，分得了一间宽敞舒适的双人套房。与他同住的，是时任伊川县委书记的牛培成先生。父亲居于套房的内间，而牛伯伯则占据了外间。这间房间宽敞而宜人。在我父亲的一生中，他游历过诸多地方，历经无数事件，参与过各式各样的会议，然而，这次会议始终是他口中提及的“最幸福、最关键、见识最为丰富的一次”。

相较于之后多次赴北京参与的各种中央会议，这次七千人大会，尽管与会人数众多，他却始终认为其筹备与安排堪称典范。大会期间，除了必要的休息时间外，所有的业余时间都被充分利用，未曾留下任何遗憾。相较之下，他曾有过一次难忘的经历，那是在另一次北京会议中。由于那是他首次来京，他常在会议间隙溜出去欣赏风景。不幸的是，就在毛主席莅临会场接见与会人员并合影留念的那次，他却错过了与主席见面的机会，心中懊悔不已。

父亲言道：“本次会议中并未出现此类情况。一切事务均由大会安排得井井有条，极为周全，无需您费心，只需遵照安排行事即可。”

在此次会议期间，无论何时是休息时刻，无不精心安排外出游览。他们走遍了北京的各大名胜，包括庙宇、公园、博物馆，无一遗漏。夜晚，他们则沉浸在戏曲的海洋中，同样未曾错过任何一天，观看了包括马连良、张君秋、新凤霞在内的众多当时中国戏曲界的名角。因此，初次踏入京城的喜悦与激动，如影随形，贯穿了整个大会的始终。在这近一个月的时间里，他们每日都能发现新鲜事物，为之欢欣鼓舞。

大家高兴，长了见识。

和纪登奎的友谊

自幼便听闻父亲在出差开会期间曾助纪登奎一臂之力的轶事，直至今日方悉，这些往事竟与那场著名的七千人大会息息相关。追溯往事，我父与纪登奎先生的交谊源起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彼时，纪登奎先生自许昌调任洛阳地委书记，彼时正值我父的领导之下。

往昔岁月里，纪伯伯常赴基层深入调研，对我父性情宽厚、勤恳务实的品质深表赏识。我父亲亦始终认为纪登奎是一位脚踏实地、紧密联系实际、不事虚张声势的优秀干部。这份相互间的敬佩之情，不仅加深了他们的工作情谊，更在业余时光中孕育了深厚的友谊。特别是在建设中原地区那座赫赫有名的陆浑水库之际，身为不同区域会战的总指挥，我父亲需向纪登奎汇报工作。

纪登奎

彼时，我父亲率领着三万精锐之师投身于陆浑水库的激战之中，他常驻于值班工棚，衣不解带，夜不成寐。因此，在向纪登奎同志汇报工作时，他往往未及开口，便已陷入沉睡。纪伯伯便不介意唤醒他，而是允许他在那里安眠，待他醒来后再继续讨论工作。于是，汇报工作之际，得享一觉好眠，竟也成了一种难得的休憩方式。

当然，我的父亲在工作中始终不负领导的期望。其中最突出的经历，便是在陆浑水库的建设过程中。正值大坝合龙的关键时刻，天公不作美，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雨将上游的围堰冲毁，导致大坝的工作面全部被淹没。那晚已过十点多钟，纪登奎书记立即派遣副书记将我父亲召回，部署紧急任务。他要求我父亲在水中搭建一条沙堤，以阻挡水流，确保大坝工程能够继续进行。他明确指出，这项任务必须于当晚完成，次日清晨六点，他将亲自前来验收。

“快速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使用沙袋。”依照他的方法，我们迅速组织人员装填沙袋并投入水中，经过一整夜的奋战，我们按时完成了任务，建成了长达五十多米的沙袋拦截堤，顺利通过了纪登奎的验收。类似的情况还有很多，此处就不再一一赘述。

说回七千人大会

在召开那场七千人大会之际，我的父亲刚刚迈入不惑之年，正值精力充沛之时。他身形魁梧，自然胃口惊人。在那个饥荒的年代，即便是领导干部，也常常面临食不果腹的困境。

在艰难的岁月里，父亲在后院掘了六个硕大的坑洞，每个坑洞中都蓄满了羊粪。他在坑中播下了几行倭瓜，以及一片名为“君打菜”的时蔬。在那段日子里，我们家庭的食物供应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这些窝瓜与君打菜。这些日子过去，母亲对于这两样蔬菜的印象便根深蒂固，以至于此后每当看到它们，都会感到极度不适，甚至恶心。而在会上供应的饮食相较于家中，品质优越许多。面对这样难得的改善机会，父亲自然是尽情享用，每一餐，他都吃得一干二净。

“咱们俩同桌，我愿吃多少就吃多少。”因此，在这场饭局中，我父亲始终享用着相当于两个人的份量，两人之间的默契配合，更显和谐。据我母亲所述，正是从那场大会之后，我父亲的体型开始逐渐发福。

她的言辞并非无的放矢。回顾我爸在大会期间的照片，他那时的身形仍是中等，而那时的我三姐尚不足一岁。然而，在紧接着的一张照片中，我三姐已经一岁有余，头戴虎头帽，脚蹬虎头靴，依偎在母亲的怀抱中，而一旁的父亲，体态已明显发福。

纪登奎

鉴于我父亲与纪登奎先生之间特殊的关系，在纪伯伯担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时期，社会上曾广泛流传着纪登奎先生将被调至北京与我父亲共事的传闻。我们这些孩子也常常被人拦住询问此事，实则并无此事。

在我父亲的一生历程中，他始终未曾利用任何关系为自己谋求私利。即便在晚年岁月，他也时常反思过往，发现自己错失了许多良机。我不禁猜想，这或许便是其中之一。

遇到两位老战友

本次会议中，一段意外的喜悦尤为引人注目——我的父亲重逢了两位阔别已久的战友。其中一位是刘鸣琴，现任黑龙江省伊兰县委书记；另一位则是孔照禧，现任河南省渑池县委副书记。鉴于两位战友均出自河南，与孔照禧的相会自然在情理之中。然而，与刘鸣琴的邂逅却完全出乎我们的预料。

在大会揭幕的初期阶段，与会者们日复一日地在本地的驻地进行着讨论，话题始终围绕着刘少奇即将向大会提交的报告展开。直至十多日后的首次大会会议上，他们在人民大会堂偶然邂逅了也前来参会的刘明琴女士。刘鸣琴女士比我的父亲年长五到六岁，自新中国成立之初，两人便携手共事，多年来情谊深厚。起初，我父亲担任县政府财政科的科长，而刘伯伯则是财委的秘书。后来，我父亲晋升为县政府的秘书，刘伯伯则成为了副县长。再之后，刘伯伯升任县委副书记，而我父亲则荣任县长，两人并肩作战，携手共进，直至1958年刘伯伯被调往黑龙江伊兰县，两人才各自分道扬镳。

此次偶然的相遇令二人兴奋异常，会议甫一结束，刘伯伯便匆匆赶至驻地，与我父亲畅谈，话语间洋溢着无尽的欢愉。我父亲与刘伯伯的深厚友谊，贯穿了他们的一生。尽管他们相隔千里，但每年都会通电话互致问候，直至刘伯伯离世。刘伯伯于2002年与世长辞，享年78岁。

在父亲高龄八十之际所著的回忆录中，关于孔照禧的记载，有这样一段文字：

1957年，正值全国大举兴修水利之际。县委副书记孔照禧同志深入伊弯水库一线蹲点指导。当时，《人民日报》刊登了白沙乡引水上摩天岭的报道。得知此讯，我和孔书记均感欣慰，并对此事表现出了极高的关注。

不久的某日，我们趁着前往江左工作的契机，沿着摩天岭一路前行，直至抵达上游的引水点。眼前所见工程之宏伟，令人叹为观止，然而，摩天岭引水的条件实则尚未成熟，与《人民日报》所述大相径庭。

我坚信，唯有在刘窑重建一座水库，才能确保水上摩天岭的真正实现。绝不能有丝毫的浮夸与虚假，若不然，便须召回参加中央会议的代表。在县里的鼎力支持下，刘窑水库工程正式启动。水库建成后，水上摩天岭的梦想得以成真，我们未曾欺骗过人民。

孔伯伯身姿挺拔，为人真诚，尽管他与我的父亲同乡于河南，但相会却并不频繁。此次七千人大会，恰逢三人难得相聚，自是倍加珍惜。除了游览观光、一同观戏之外，他们还特意抽暇合影留念，以此铭记这次难得的相聚时刻。

孔伯伯现年90岁，仍健在。

见到了他崇拜的人

在我父亲的一生中，他最为崇敬的两位人物分别是毛泽东与朱德。然而，这份崇敬并非是对领袖的盲目崇拜，那种狂热至极、近乎膜拜的狂热，而是源于他童年时期的一段特殊经历。原因无他，只因毛泽东与朱德均为抗日英雄。

1937年，“七七事变”的硝烟初起，我的父亲尚稚龄七岁。那一年，为抵御日军的侵犯，共产党领导的红军抵达了山西晋城的故乡。我家大姑所在的村庄迎来了红军的驻扎。父亲时常前往大姑家嬉戏，频繁目睹了红军严明的军纪——他们不扰民、不滋事，反而乐于助人，为百姓分担劳作。这些情景，至今仍深刻印刻在他的记忆之中。

当时，晋城各地组织起了许多像“牺牲同盟会”，“农民协会”，“决死队”等民间抗日武装，就连我父亲的本家爷爷，出家碧落寺的述印长老也参加了抗日的佛教协会。那个时候他就常听人说：“中国出了能人了，毛泽东和朱德是带头打日本的。还有人说，朱德是朱元璋的后代。还议论山西也出了能人了，薄一波和戎武盛也带头抗日”（引自我父亲的回忆录），这些抗日的武装使得在抗战爆发后的头两年里，日本军队没有能够进到晋城来。

至1939年12月，阎锡山在山西掀起了声名狼藉的“十二月政变”，大量共产党成员和抗日积极分子被捕，抗日形势顿时急转直下。紧接着，“日本侵略者高举着带有红膏药的旗帜涌入，县中官员早已将县城让给了小日本”，（语出回忆录）。国民党军队竟然未发一枪，有的士兵甚至丢弃枪械，逃回故里，我父亲所在的村庄就捡到了四五十支枪，其中甚至还包括一挺机关枪。——当我听闻此事，忍不住哑然失笑，模仿侯宝林的腔调大声说道：“那分明是阎锡山的军队。”因此，在抗日与否的问题上，谁对谁错，在我父亲幼年的心中已是昭然若揭。

自“鬼子进村”事件发生以来，两件具体事宜更加强烈地激起了他对于日军的憎恨，同时也深深崇拜那些抗日志士。

首件往事，那是在日本兵上门索求鸡蛋之际，家中恰巧无蛋。父亲只得冒险从鸡舍中取出两个鸡蛋，却因数量不足，激怒了那名士兵。他随即拔刀，将刀刃架于父亲脖颈，仿佛随时准备下手。这一惊吓使得父亲跌倒在地，失声痛哭。次则，在“鸡蛋事件”之后，全家决定避难，当时称作“逃难”。然而，奶奶却坚决不愿离去，执意留下守护家园。不幸的是，一日日军上门索要面袋，奶奶拒绝交出，日军遂举枪向她射击，子弹擦着她的头皮飞过，险些夺去她的生命。

尽管当时他对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斗争所知有限，然而，通过耳闻目睹的种种事迹，他坚信唯有毛泽东、朱德所率领的军队，才是能够为我们洗刷仇恨、复仇雪恨的力量。投身工作后，他始终未能有机会亲眼见到这两位伟人。记忆中，离毛主席最近的一次接触，发生在1959年初。父亲接到省委的通知，要求他前往汇报小水库建设的经验。抵达郑州后，他却感到十分意外——既没有中央水利部的代表，也没有省委省政府的领导在场，唯有当时担任河北省委副书记的同志听取了汇报。事后方才得知，原来毛主席当时就在郑州，只是由于种种原因，他们未能得以相见。

此次赴京，我于1月7日抵达，会议则于11日正式拉开序幕。接下来的十多日，我均身处驻地，专注地进行学习与研讨。直至1月26日，我才收到通知，得知需于27日前往人民大会堂参与首次工作会议。然而，通知中并未提及届时将有哪些领导人莅临。不过，我心中已有预感，毛主席很可能亲临现场。父亲亦表示：“鉴于刘少奇的报告已讨论了十多日，此次会议必然是要求他向大会作报告。刘少奇身为国家主席，毛主席自会出席。”

27日，星期六，气温较低。午后的时光，他们乘坐车辆抵达了人民大会堂。这里灯火通明，我的父亲被安置在二楼靠近入口的座位上。心中涌起一股暖意，满怀期待。下午两点，会议准时开幕，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林彪等中央领导人步上主席台，全场立刻起立，热烈的掌声持续了二十分钟之久。此次会议由毛主席亲自主持，过程简短，没有冗长的开场白，只说了一句：“同志们，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正式开始。请刘少奇同志发表报告。”随后，那篇对中国当代历史进程产生深远影响的著名《刘少奇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应运而生。刘少奇同志的报告历时整整三个小时。

两份报告内容不同。

在七千人大会的篇章中，刘少奇与林彪分别呈现的、风格迥异的两份报告，无疑是不可或缺的内容。若撇开这两份报告，此次大会便仅仅沦为七千位中国政治精英的欢聚一堂，一场“宣泄情绪”与“观摩表演”的场合。这两份报告不仅深刻影响了中国的历史走向，亦直接催生了刘少奇与林彪两位人物命运的惊天巨变。

我多次向父亲询问：“你们在那时是否察觉到刘少奇与林彪讲话中那两种截然对立的气息？”

他的言辞始终显得含糊其辞，支支吾吾：“那……关于领导人之间的分歧，我并不了解，也并不关心。至于他们两人的发言，都相当出色，大家并无疑虑。”然而，有一件事他是明确表态的：“当刘少奇和朱德发表讲话时，毛主席似乎并不在意；而林彪发言时，他却显得格外高兴，这一点，大家都有目共睹。”

我深知，我父亲的言辞虽含糊其辞，实则透露出一位历经政治风浪无数的人在触及敏感政治议题时的谨慎与回避。另一方面，像我父亲那样的地方工作干部，自然对高层间的纷争一无所知，对那些报告中隐晦的暗示也难以洞察，他们只能满怀激情地鼓掌。即便心中存有一丝疑惑，也不会去深究，更不会让自己去深究，因为无论是刘少奇还是林彪，都代表着党中央，他们对中央的正确性毫无怀疑。

事实上，从历史的长河中审视，此次会议无疑成为了毛泽东与刘少奇关系的关键转折点，为其在文革期间所遭遇的命运埋下了伏线。相较之下，林彪则恰好相反，他在大会上的发言，不仅加深了毛泽东对他的信任，更成为其日后地位稳固的关键一步。

那么，不妨一探究竟，了解他们都具体说了些什么。

“我们目前不取消任何一面红旗，都将继续保留……但五年、十年之后，我们将再来总结经验。”

他将过往工作中的经验与教训，与导致那段三年困境时期的主要原因，比作三个指头与七个指头间的对比，言道：

“以往，我们常将缺点、错误与成绩比作一指与九指之比。然而，时至今日，这样的比喻或许已不再适用……总体而言，缺点与成绩之间的比例，恐怕并非一指与九指之比，更可能是三指与七指之比。而在某些地区，缺点与错误甚至超过了三指。若声称这些地区的缺点与错误仅占三指，而成绩却高达七指，这显然与实际情况不符，难以令人信服。”

“在全国某些区域，缺点与错误成为了主导，而成绩则显得相对次要”。“我们工作中所暴露的不足与失误，是导致三年困难时期的主要原因。尽管造成三年困难的因素众多，但人为因素占据了七成，而自然灾害则占有了三成左右——即‘人祸七分，天灾三分’的比例”。“如果你不承认这一点，对方便会心生不服”。“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推行过程中，我们过于急切，过于草率了.........”。

在此处，刘少奇虽以“我们”为言辞，实则通过自我反省的方式，对党内长期沿用的“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成规进行了批判。然而，他的批评在客观上却具有鲜明的针对性。这是因为，将成绩与缺点错误比喻为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首创者正是毛泽东，而且这一说法亦多由毛泽东所倡导。

“人祸”之根源，并非他刘少奇所致。他，不过是执行了毛泽东的方针路线，真正的责任归属，依旧在毛泽东。

此外，刘少奇的发言并非局限于小圈子，而是面向县处级以上党员干部，面向七千名党的领导干部。这样的发言在毛泽东耳中自然显得格外刺耳。他感觉到刘少奇“大谈”缺点与错误，强调“人祸”，将过去几年的工作描绘得一片黯淡，未能积极捍卫“三面红旗”，未能与他保持步调一致。换言之，毛泽东认为刘少奇不仅没有积极巩固他的领导地位，甚至有几分“施压”之嫌。从这个角度来看，尽管毛刘在七千人大会上的分歧并未公之于众，但实则颇为深刻。这也为日后两人的公开分裂埋下了隐患。

“在七千人大会上他压抑了情绪，直到文革才真正爆发。”由此可见，七千人大会无疑是毛泽东与刘少奇关系转变的标志性事件。

在查阅这些史料的过程当中，我始终在揣摩刘少奇讲话的真正用意，是有意地借这次全国干部大聚会的机会，公然挑衅毛泽东的威严，以此壮大自己在全党的威信？还是确实是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忧国忧民，敢讲别人不敢讲的话，为民情愿？无论怎样，刘少奇的讲话，对下是成功的。他的讲话，在与会者当中引起了强烈的共鸣，当他讲到“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时，台下发出了经久不息的掌声，这一刻成了刘少奇一生中的精彩瞬间。而且刘少奇会后在党内的威望也确实无人能比。

“他对问题的阐述可谓深入透彻，”父亲感慨道，“大家听后都感到热血沸腾，情绪高涨”。“尤其是他提到的以生产队为单位的分配机制，在小组讨论中引发了热烈的讨论。这种机制相较于过去以大队为单位的分配方式，不仅更彻底地摒弃了平均主义，而且更加贴合农民的实际利益。纪登奎在发言中明确表示，这种体制至少应当保持二十五年的稳定性。”

在28号的大会休憩之后，29日上午，大会迎来了第二次全体会议。会上，林彪同志发表了讲话。与事先准备的文稿不同，他选择了即兴发言，同样持续了近三个小时。林彪同志的讲话与刘少奇同志的基调截然不同，他坚信当前的形势充满希望。“我们党在各项工作中取得的成就，无疑是伟大的。即便存在一些不足和错误，与成就相比，它们显得微不足道，属于次要方面”，“党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三面红旗’是正确的，它们真实地反映了现实生活……导致困难的主要原因是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

“自大跃进以来所犯的错误，无不源于未严格遵循毛主席的指导方针。若全体同志都能遵从毛主席的教诲，我们面临的困难将大大减少，所走的弯路也将显著缩短。毛主席的领导，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始终是正确的指引……‘何为正确？’答案便是毛泽东思想……当我们的工作顺利、取得胜利之际，正是毛主席的指示和思想得到充分尊重与坚定贯彻之时。而每当毛主席的指示遭受轻视或干扰，问题便随之而来，数十年的历史便证明了这一点。”

“他看起来非常高兴。”林彪发言结束后，毛泽东紧接着发表评论：“林彪同志的发言非常出色，他经过深入调查、周密考虑和细致分析，作出了如此重要的讲话，希望大家能够深入研究，深思熟虑。”在此次大会上，毛泽东对其他发言者并未发表评论，唯独对林彪的发言给予了高度评价，称其“讲得很好”。此外，他还提议延长大会时间，以便大家能够畅所欲言，抒发胸臆，开一个真正的“出气会”。

人的命运的改变有时候往往就是那一霎那间，在机会面前，林彪的表现果然不凡，此后中国最高权力的天平开始向林彪倾斜，他的“得一人而得天下" 的理论得到了完美的诠释，最终取代了刘少奇，坐上了中国的第二把交椅。

刘少奇，或许是在大会民主氛围的激励下，感受到了一股强烈的使命与责任，亦或是自信心无限膨胀，让他变得更加大胆与直率，思想愈发开放，言辞也越发犀利，与毛主席的见解渐行渐远。在七千人大会结束不久的一次会议中，他更是直言不讳地表示：“古有民不聊生，相食为生，需上书请罪，需颁布‘罪己诏’。”正是如此，两位主席在七千人大会上显现的分歧与矛盾，在后续工作中并未平息，反而愈发激化，最终导致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毛泽东下定决心要揭露党内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于是有了那篇著名的大字报——《炮打司令部》。

这些盛会背后的真相，对于我父亲那一代身处底层的人来说，自然是模糊不清的。而当我如今回顾这段历史，它似乎已成为一种与己无关的往事，时过境迁。面对这残酷而严肃的历史，我内心不禁发出一声苦笑，竟有一种宛如儿时过家家的戏谑之感。

在北京过年

原定于30日或31日闭幕的大会，原计划持续十天。然而，林彪发言结束后，毛主席提议延长会议时间，以便让与会者充分发泄情绪，畅所欲言。会议因此进入了“发泄阶段”。当年2月5日正值春节，考虑到临近新年，毛主席担心大家心情紧张，便提议：“咱们在北京七千人一起欢度春节如何？”他幽默地补充道：“白天可以宣泄情绪，晚上观赏戏曲，两菜一汤，相信大家会满意。”毛主席的话语深入人心，会场内立刻响起热烈的掌声和欢笑声，充满了大会堂的每一个角落。（摘自回忆录）

“我们去北京饭店看看如何？”于是，我们便前往北京饭店。但饭店门口却拒绝了我们的进入。又是这位副书记想出了办法：“就说是我们这些乡下人，来北京难得一次……”父亲便按照这个建议向门口的人解释，对方打电话请示领导后，得知是一批前来北京参加会议的地方领导想要参观饭店，领导同意后，我们这批“刘姥姥”便得以畅游北京饭店，尽情享受了这次旅程。

“待父亲病愈出院，我必带他入住北京饭店一游。”

在除夕之夜与正月初一的夜晚，人民大会堂内均上演了盛大的春节联欢晚会。我国七千名政治精英悉数莅临，共襄盛举。三十晚上的盛宴，作为东道主，北京市精心筹备，由时任市长彭真先生亲自主持。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董必武、陈云、林彪、邓小平等众多国家领导人莅临现场，为晚会增色，并向大家致以新年的祝福。

初一夜晚，一场盛大的拥政爱民联欢晚会由总政治部精心策划，吸引了众多目光。毛泽东及中央领导层几乎全员出席，与民众共度佳节。然而，与此同时，一场秘密举行的七千人大会悄然展开，全程未有任何媒体进行报道。即便与会者如我父亲等，也被严格禁止与媒体及外籍人士接触。因此，尽管春节期间的两次晚会均有报纸报道，但对于这七千名官员的参与，媒体却选择了集体沉默。北京市民只能透过大会堂前停放的那无数辆汽车，各自揣测其中的秘密。

皆可发言，独彭德怀不可。

本次盛会中，毛泽东、刘少奇、朱德、林彪、周恩来、邓小平等众多领导依次发表了重要讲话，唯有陈云未曾上台发言。父亲如是述说。

“虽然每个人都可以发言，但彭德怀却不能。”

呵，我急忙在记忆深处寻找这段历史的线索，却无法找到与那句话相符的记载。难道父亲所述有误？不可能，即便年迈，他的思维依然敏捷，记忆超群，即使是几十年前的亩产数据，他也能轻易复述。然而，为何史料中并无此话的记录？即便是彭德怀研究的专家文章，也未曾提及。众人似乎忽略了这句话，它虽关乎彭德怀的命运，却仅存于我父亲的记忆之中。

尽管父亲多次告诫我：“切莫书写，此事不宜记录。”然而，我终究未能遵从。一方面，我渴望将历史的真实保留下来，防止它在岁月的尘埃中消逝。另一方面，这句话恰好与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后所言相呼应：“对任何人都可甄别平反，唯独庐山会议无可非议，彭德怀的问题不得平反。”再者，从七千人大会开始，直至后续一连串事件的发展脉络，环环相扣，缺一不可，不禁让人感慨政治的无情、历史的奇妙以及命运的难以捉摸。

在大会的报告中，刘少奇对彭德怀进行了长时间的指责与批判，这无疑向彭德怀投下了一颗重磅炸弹。彭德怀因这份报告而“心如刀割，怒火中烧”，遂挥笔写下著名的“八万言书”呈递给毛泽东。然而，此举却反而为自己积累了更多的罪证，最终导致了其悲惨的结局，落得个无处安葬的境地。

而刘少奇在这个时候却无论如何也想不到，有一天别人对待他，就如他当初对待彭德怀一样。他的这个报告，不仅把他自己打入了十八层地狱，也把彭德怀打入了十八层地狱。同时，毛泽东和刘少奇在其他问题上产生了根本分歧，但在彭德怀的问题上却又有着高度的默契。这次的七千人大会，许多的历史玄妙都蕴藏在这里。

令人扼腕！

附：刘少奇在其报告中就彭德怀问题发表的论述（并附带提出一个相关问题）。

即核心成员）。

彭与高，实质上的领导权在彭手中）更为关键的是，非高岗借助彭德怀，而是彭德怀借助高岗。两人均具备国际联系，他们的反党行为与某些人企图在中国制造颠覆有关。

彭德怀同志不仅撰写了那封庐山信件，还暗中进行了诸多活动。他在党中央内部进行派别勾结，图谋篡夺党的领导权。因此，在庐山会议上对彭德怀反党集团展开斗争，不仅必要，而且正确。我们揭露并消除了党内潜伏数十年的隐患，这对党的长远发展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在彭德怀同志的来信中，所指摘的问题实际上是党中央早已明确指出的。然而，彭德怀同志在庐山会议之前并未提出过这些意见。即便参加了郑州、武昌、上海等多次会议，他也未对此发声。即便是庐山会议初期，他依旧保持沉默。直到会议中段，他才突然提出那封信，原因在于此时我们正致力于延续郑州会议成果，进一步整改工作中的不足。彭德怀同志认为，若再不发声，恐将错失良机。因此，他急忙提出那封信，意图借我们工作中的不足发动对党的猛烈攻势，以实现其个人及小集团篡党图谋。

缺乏国际背景）彭德怀同志率领我国军事代表团在国外逗留数月，归国后便迫不及待地撰写了那封信件，显然带有阴谋。当然，对于不了解真相的同志来说，确实难以看透。在庐山会议期间，也有部分同志未能看透真相，这并非他们的过错。

合影，曲终散。

2月7日，大会圆满落幕。翌日，即2月8日，我的父亲及其同行们受邀参观了中南海，并荣幸地与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合影，留下了珍贵的回忆。

当日，众人整齐排列，站定阵脚，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领导人相继上前，毛泽东询问：“诸位来自何方？”

“河南的。”

“河南的，纪登奎到吗？”

又有人答：“来了。”

毛说：“老朋友了。”

在那次拍照之际，我的父亲恰好站立于主席身后，仅相隔一位之遥。这幅影像，连同他后来在人民大会堂与毛泽东及其他中央领导人的合影，长久地悬挂于他的办公室中。然而，在文革的风波中，这些珍贵的照片不幸被尽数抄没，自此便杳无音信，未能重见天日。

七千人大会已尘埃落定，回首这段历史，心中不禁涌起一股感慨：“历史难言。”自此大会之后，国家的大饥荒问题逐渐得到缓解，国民经济亦开始缓缓复苏。在我父亲的回忆录中，一串串数字生动地描绘了这些变迁。然而，不久之后，中国便陷入了更为严重的危机——那便是文化大革命的狂潮。

历史不可说！

我只能扼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