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九四九年九月的北平夜色已渐入深秋,灯光透过中南海勤政殿的窗子落在厚厚一摞档案上。毛泽东放下钢笔,指着其中一份密档,说出了一个名字——莫雄。
叶剑英立在书案旁,只听主席语气郑重:“此人若在广东,一定要请他出山。无论别人对他有什么议论,也要给他合适的岗位。”话音未落,叶剑英领命而去。
从北京到广东的列车驶过豫皖湘赣,车窗外一片迎接解放的喧嚣;车厢里,叶剑英反复琢磨那张写有“莫雄”二字的小纸条。此人究竟有何来历?为什么主席如此看重?
把视线往回拉近二十余年,就能捕捉到莫雄第一次进入中共中央高层视野的场景。一九三四年初春,江西瑞金的红都气氛紧张,国民党第五次“围剿”已现峥嵘。就在此刻,苏区收到了从江西德安秘密送来的一份情报。那是厚达三四斤的文件包,外包装灰黑,角落还残留泥土味。
文件由项与年亲手交给周恩来。翻开来看——各路围剿部队进攻时间、兵力配置、线路图、补给方案,全都纤毫毕现,文件顶端印着“铁桶计划”四字。周恩来当场沉声感叹:“这份材料,好比一道生死符。”
文件源头就是莫雄。当时的他名义上是国民党德安保安司令,实则暗中与中共保持联系。审时度势,他决定以“借敌人之矛,破敌人之盾”的方式,把这张铁桶先撕开一道缝。
回望莫雄的一生,能看到三条主线:其一是早年追随孙中山;其二是屡遭蒋介石猜忌却屡屡东山再起;其三便是与中共暗线相连,用尽一切资源为革命输送生机。
清末农家的贫寒让他十五岁就离乡务工。广州做伙夫时,他偷着听过同盟会宣讲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心中那把火被点燃。他十六岁便在黄花岗前线摸爬滚打,一次左臂被子弹穿透,他却用腰带缠紧创口继续冲锋。
一九一七年护法之役,莫雄随孙中山辗转粤桂。他护卫大本营,从此赢得“莫大刀”的名号。彼时,孙中山最倚重的武装力量就是粤系军官。蒋介石与莫雄并肩多年,表面兄弟情深,暗地里却各怀心思。
孙中山病逝后,南方政局骤变。蒋介石以整编为名逼迫粤军交械,莫雄率领的第十一师被迫解散。他被“礼送”至澳门,濒临绝境。一次偶然的闲谈,张发奎表示愿意共讨蒋,他才重燃斗志。然而,三〇年讨蒋行动失败,此路又被堵死。
就在沪上赋闲的岁月里,宋子文让莫雄出任财政部门要职。宋子文看中的是他的胆略和财政经验,而周恩来、李克农盯住的则是他在上海租界与国民党高层之间的“回旋余地”。秘密接触在弄堂深处展开。
周恩来试探:“莫先生若愿继续为民族大义效力,身份不必急于转变。”莫雄点头:“明白。留在此处或更有用。”由此,这位看似浪迹江湖的旧部,摇身一变成了潜伏者。
一九三二年淞沪会战,莫雄领税警总团驰援,正面抗击日军。他在四行仓库一线负伤,却赢得舆论赞誉。蒋介石一度对他改观,将其调回要职。谁知这恰是莫雄渗透高层的机会。
在德安,“铁桶计划”策划期间,莫雄亲笔批示“筹备敌前阵地演训”,却实际给红军赢得了转移时间。李克农后来私下评价:“若无莫雄,长征的难度将再翻一倍。”
更惊险的一幕发生在贵州。红军突破湘江后向黔北穿插,蒋介石电令:务必封堵毕节。莫雄赴任毕节行政督察专员,当夜就以“转运”旧军需为名,把二十多辆卡车的枪械全部调离,交到地下党手中。
与此同时,他命守备团昼夜拉哨,以掩护城门空虚。一个黄昏,贺龙率部抵城下,莫雄远望尘土飞扬,假装惊慌:“快填壕沟,准备接敌!”实则暗示属下故意打空枪。红军兵不血刃进城,得到三日修整。这段佳话在川黔山区传唱至今。
行险者常伴风波。事后南京侦知端倪,以“渎职”罪将莫雄扣押。坐牢期间,他始终守口如瓶,只对探监的妻子悄声说过一句:“莫怕,我心里有灯。”一年后经多方周旋获释,暗线得以保全。
全国抗战全面爆发后,莫雄被调任南雄县长。一面组建抗日自卫队,一面持续与中共华南地下党保持信息互通。连日寇空袭的航迹、兵站仓储的分布,他都按时送至香港。
一九四九年春,国民党在大陆大势已去。蒋介石旧账重提,通令缉拿莫雄。香港成为他暂避的驿站,但他心知:那里不是久留之地,只有盼到真正的新中国才能安枕。
也就在这段时间,北平西苑机场的轰炸机声渐息,解放大军接连南下。中央需要在最短时间内稳住华南。叶剑英肩负此任,而毛泽东对“莫雄”三字念兹在兹,原因很简单:这位与我党并无正式组织关系的老同志,用了半生为革命递刀送米,绝不能让他沦为历史夹缝中的弃子。
叶剑英抵粤后的第一件事不是视察市政,而是派秘书李学林乘船去香港。信写得颇淡:一页半纸,先问寒暖,再言主席牵念,最后一句才点题:“久盼正面为国效力之机,切盼先生勿迟。”
几日后的一江烟雨里,莫雄随李学林折返广州。码头上,他见到叶剑英,先是行了军礼,旋即握手。旁边有人疑惑他的旧衔,叶剑英只说:“莫主任是老同志,他的事我负责。”
北江治安委员会挂牌那天,仍有风言风语。有人奔走上书,列出莫雄“旧日履历”,要求法办。叶剑英拍案道:“论功过须看全局,枪口对外者是同路,不容翻旧账。”争论至深夜,两广一带的绯闻就此烟消云散。
莫雄随后接手北江的剿匪、清税、整顿警政,短短半年就把湘粤交界的几股聚众武装化解,使广清铁路沿线恢复通车。华南干部形容他“老成而果锐”,一句话把能力与担当说到位。
一九五五年,广东省政协换届,莫雄当选副主席。会场上,他身着中山装,只在胸前佩了一枚小小的革命纪念章。面对众人祝贺,他答:“诸君抬爱,我做的不过是当年孙先生教我的——天下为公。”
时间再走十年。莫雄已年迈,仍亲自走访粤北山区,倡议兴修水渠、普及义学。有人问他为何如此奔劳,他笑答:“过去拼命,是怕国家亡;如今奔波,是想百姓好。”
一九六七年夏,莫雄病逝广州。治丧委员会名单里,叶剑英特地加了一行小字——“此公于长征有大功”。当年的秘密终于公开,后来者方知那张“铁桶计划”背后付出的风险。
这段往事听来曲折,却折射出一个简单道理:判断一个人,不能盯着标签而要看方向;更不能只记住他在哪支队伍任过职,而忘记了他究竟把枪口朝向哪里。
毛泽东当年的嘱托,既是对莫雄个人功劳的肯定,也是一种组织原则的体现。革命需要万千螺丝钉,多一个就多一分力量。
叶剑英完成任务的方式,也透露出新生政权对复杂人事的处置智慧:既不拘泥于出身,也不盲目排斥昔日对手,凡是对人民有功者,都要给他们一条光明路。
在那个新旧交替的节点上,无数像莫雄一样的“灰色人物”被党组织重新识别,从隐秘战线走到日光之下。他们或许履历杂糅,却用行动证明了立场不移。
史料记载,“铁桶计划”文件从庐山外泄不到三日,就被周恩来拍板决定转移中央红军。路线微调与时间差,使得数十万人的突围得以成行。若再晚一周,后果如何,难以想象。
有意思的是,多年后谈到当年“庐山会议”的那叠文件,莫雄对警卫说:“那玩意儿压在箱底,我怕,夜里也睡不踏实。”话到此处,他抬头望窗外,沉默良久。
再回到一九四九年,若没有毛泽东那句“无论犯什么错,也要安排工作”,叶剑英纵有再大的胸怀,也可能受制于纷杂局势;若未能及时找到莫雄,这位耄耋老人或许就在香港客死异乡,关于他的暗线故事也就被历史尘封。
事实证明,正确处理历史遗留问题,不只是对个人命运的抉择,更是对革命成果的巩固。华南解放初期错综复杂,能否迅速凝聚各方力量,全赖这种胸襟与远见。
今日翻检档案,叶帅当年的亲笔信只存下一页翻印件。纸张已黄,落款处三个大字“剑英启”,笔画遒劲。信中写道:“昔日湘江血染,幸赖先生解危;今再邀同舟,盼共建岭南新貌。”
试想一下,当年疏于联络、各自为战的两条革命轨迹,最终因这封信重新交汇,折射出的既是党对同志的珍惜,也是对历史功臣的敬畏。
遗憾的是,莫雄一生未能正式办理入党手续。他常说:“我虽无党证,心却一直在党这边。”某种意义上,这恰好印证了他“功在党外”的独特位置。
广东政协旧档里保存有一份莫雄手书《自述》,开头就写:“大事观大义,小节听历史评说。”这句话像一枚简短的注脚,把他数十年的曲折概括得针锋线密。
若要给莫雄与叶剑英的相遇留下画面,大概是珠江边那次握手:一位新任市长,一位久历风雨的老军人,背景是滚滚江水与燃灯的解放大桥。两个人并肩而立,都已不再年轻,却都明白新局方启,更需要一腔不老的赤诚。
——————
延伸:外部身份与内心立场——另一些“莫雄”的浮出水面
新中国成立之初,不少旧军政人员、金融巨头、文化名流在政治光谱上呈现复杂色彩。他们的出现,与莫雄一样,为新政权既带来难题,也提供机遇。以华东的张冲为例,此人曾任国民党少将参议,被俘后主动要求做统战工作。他供出的情报帮助解放军提前破译长江南岸防御体系,减轻了渡江战役的正面损失。上海解放后,张冲被安排到市公安局协助排查潜伏敌特。他对原军统系统的脉络极为熟稔,数月内就摧毁十余个谍点。若仅凭“旧部”标签便将其一棍子打死,这份独家资源将付诸东流。
华北还有一位女新闻工作者李一冰,上世纪三十年代供职天津《大公报》。她表面在国民党宣传部任职,暗地里却把日伪机关的文件译成密码电报,送往延安。建国后,一份匿名资料揭出她的“伪职历”,坊间哗然。周恩来一句“她做的工作只许功不许罪”,平息了风波。李一冰随后被调至新华社国际部,主持亚非新闻翻译,直到退休。
这些案例说明,新中国起步阶段,最珍贵的是信息与人才。外部身份固然重要,但内心立场才是价值坐标。任何单线思维的清算都会造成资源流失乃至人心离散。毛泽东提出的“有理、有利、有节”方针,正是出于此衡量。对历史“灰色地带”的处理,需要艺术,更需要战略。
对中年以上的读者而言,当年因身份转换而起的惊心动魄,恰恰折射着革命胜利并非终点,而是新的治理考卷。叶剑英与莫雄的故事只是其中一个剪影。它提醒后人:宏大的叙事背后,总有看似微小却至关重要的个人抉择;而正确读取这些抉择的价值,常常决定一座城市、一个地区乃至一个国家迈向何处。
有靠谱的股票配资平台吗提示:文章来自网络,不代表本站观点。